卢安克

在村民眼中，他是一个不吃肉、不喝酒，给学生们上课不用课本，也不要报酬的怪人；在孩子们眼中，他是最好的朋友、老师，是可以一起爬树、在泥里打滚的玩伴；在许多人看来，卢安克就像白求恩一样，是能够感动中国的“洋雷锋”，是很多人的偶像；在他自己看来，他与其他人一样普通，只是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……他就是卢安克，一个在中国广西山区义务支教10年的德国志愿者。

山里来了个“洋雷锋”

2001年7月，广西东兰县坡拉村林广屯来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。他在村里以每月10元的价格租了房子开办学校，给当地失学的孩子上课。当时的林广屯不通电话，也不通公路，当地人大多只会讲壮族方言。人们觉得这个外国人真是一个怪人，不好好呆在自己的国家，却跑到中国农村来给学生上课，还不要工资。几天后，村民知道了这个外国怪人名叫卢安克，是德国人，不吃肉、不喝酒、不抽烟、不赌博。当地人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外国人会自愿到山里给孩子们上课，并且不要钱。

在村民眼中，德国怪人卢安克就是洋雷锋，是来帮中国人搞教育的，老人和小孩都亲切地叫他“卢老师”或者“老卢”。

做学生身边的大人

孩子们把卢安克当作最值得信任的玩伴，而卢安克也是最了解山里孩子的人。卢安克和孩子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爬树、挖泥鳅、在泥地里打滚。白天，卢安克与学生一起去放牛，去干农活；晚上，孩子们在看电视剧，而他则在一边翻译他的书。卢安克与孩子们的关系很亲密，不少孩子会爬在卢安克身上介绍：“他是卢安克，我们都叫他老卢，老卢就是我爸爸。”

卢安克还是孩子们最好的老师。“世界上真的有鬼吗”、“男人和女人是怎么回事”，是孩子们问得最多的问题。这些问题如果问家里的大人，孩子可能会被骂一顿，而当孩子向卢安克提出这些问题时，他们会得到一个很真诚的答案。记者问：“关于鬼的问题，你怎么跟学生解释？”卢安克说：“我会告诉他们，我没有见过鬼。有学生说，村里有人看到鬼后就病死了。我就告诉他们，是这个人病了，思想出现了幻觉，才会见到鬼。不是鬼把人害死了，是这个人本来身体就不好才死的。”记者又问：“关于性的话题呢？”卢安克：“中国的大人一般不愿意和孩子谈性的话题。事实上，孩子愿意提出来，表示他已经知道了一些信息。只要大人愿意去了解孩子所知道的东西，孩子就会很满足，也就不会再问下去了。”

对于即将到来的寒假和春节，卢安克依然会像之前的假期一样到学生家里过。他说：“我会每天去一个学生家，与他们生活，轮流做他们身边的大人。”

这辈子已经交给了山里的孩子

最令卢安克感到不安的是，很多女孩子因为看了媒体报道而声称爱上了他。对于“粉丝”的追逐，卢安克说：“她们说要到学校来找我，嫁给我，有的人甚至说要离了婚来嫁给我，这让我很担心。我想是时候告诉大家我已经有未婚妻了。”卢安克的未婚妻也是一名志愿者，她爱山里的孩子，学校的孩子们也很喜欢她。

得知卢安克有了未婚妻后，板烈村村民的心情忽然变得复杂起来———一方面，他们希望卢安克能早点结婚，因为在农村，男人都要结婚；另外一方面，他们又担心卢安克结婚后会离开板烈，离开山里的孩子。

在交谈中，卢安克多次提到自己就是板烈村的一个村民，就算他离开学校，也是暂时的。他说：“这里有我的学生，他们需要我，所以我还会回到板烈的。”这个学期结束后，卢安克计划去广州看看。学生听说后都问他：“那你还会回来吗？”得到卢安克肯定的回答后，孩子们顿时欢呼起来：“卢老师不走！他还会回来！”卢安克说自己已经把这辈子交给了山里的孩子，“我们的命是在一起的，无论怎样我都会回来”。

“我很害怕去感动别人”

在中国山村义务支教10年，躲记者成为卢安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每当有记者来采访，他就会远远地躲到学生家里，等记者走了，再回到学校。他说：“媒体会把我塑造成名人，我只想做好我的事，我不想出名，做名人只会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。”

记者：“你十年来都在躲记者，去年年底为何会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？”

卢安克：“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说过一句话，大体意思是‘如果你隐藏着自己，不敢让别人看到你如何做着自己所喜欢的事，别人就会认为，他们也不能做到。但如果你让他们看见，这就等于允许他们像你一样去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就等于解放了他们的愿望。这不是说让他们做跟你一样的事，而是说让每一个人做最适合自己的、自己所愿意的事’。我被这句话感动了，所以我第一次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。”

记者：“节目一播出，很多人都被你感动了。”

卢安克：“我很害怕去感动别人。2006年，有人推荐我参加感动中国人物评选，我吓坏了，赶紧给评选委员会写信，让他们别选我。我不想感动中国，只能是中国感动我。”

“我很普通，不想做偶像”

记者：“很多人钦佩你，甚至崇拜你。”

卢安克：“那是他们的感觉，我很普通，不想做偶像。很多人是通过媒体报道了解到我的，那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我。一个人认为别人做的事是对的，也是应该去做的，但自己做不到或者不愿去做，他就只好钦佩或者崇拜。”

记者：“也有人认为你的工作可能会改变中国的教育。”

卢安克：“我并不想改变中国的教育，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，我不该干涉。”

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德国人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做的。

写于2012年，《告别卢安克》制作后。好报略有删节

每次去板烈村都要从北京飞三个半小时到南宁，再坐四个半小时的山路到东兰县，从东兰县再颠簸一个小时，才进到村里。三年了，一样的路线，一样的山色。不一样的是，那个说自己“命在这里，离开就没有命了”的德国志愿者卢安克，写信给柴静说，他很快将不得不离开中国了。

一．“不是征服，而是承受”

见到他时，他穿着超大的篮球跨栏背心，一样消瘦，跟三年前的冬天一样光着脚，一见面，还是基督一般的微笑，被问到“你好吗”的时候，回答“也好，也不好”。见面的最初，谁都没有谈及离开的话题，似乎谁也不忍心问。

我们跟他去一个叫小罗的留守儿童家里家访，曲曲绕绕的山路，深一脚浅一脚，到的时候已经傍晚了。我们在商量先拍室内的纪实还是先采访，卢安克在院子里，对着天边的落霞，第一次对我们的拍摄提出要求：“先拍外面吧，晚霞多美啊。”摄像们当时已经在屋里架好了机器，我们说可以改天再专门找地方拍空镜，他坚持说，“小罗家的这个角度，能看到板烈最好的景色，再不拍，天就要黑了。”

后来的几次采访也是如此，很多场景是他自己选择，比如他希望坐在他给孩子们拍电视剧的半山腰的大石头平台上采访，那里空旷，视野舒展，能俯瞰到板烈小学和周围的梯田与村庄。他也会主动地告诉我们，爬到学校屋顶上能拍到什么，哪个山头的哪片树林后面又能拍到什么，去哪里掏螃蟹，去哪里挖蚯蚓⋯⋯他在这里陪伴留守儿童已经十多年，漫山遍野都是他的步子，一草一木都是他的乐趣，当他一言不发地望着大山发呆时，他仿佛整个人也都沉浸在与这片土地最后的相处中。在接受采访的那几天，他隔断了自己唯一与外界通讯的方式——邮件。他说他想安静地度过这几天，他太紧张了，紧张到都不敢看邮件，怕家人又写信催他回去。

柴静说，这是她见到的卢安克，最“失稳”的一次。

柴静：你已经为留守儿童做了很多了，你可以有机会去过你个人的生活。

卢安克：如果我觉得我欠他们什么，就会这么说，我不是因为觉得欠他们什么，我是喜欢。

柴静：如果按你自己的意愿选择，你希望怎样生活？

卢安克：就喜欢继续留在这里。

他劈着木头生火，柴安静地陪他坐着，两个人都不说话，只有木柴烧裂的咔嚓声和缓缓蔓延开的小火星子，直到卢安克缓缓说，“（离开）是我老婆的选择”。

当年的卢安克“不喝酒、不吃肉、不谈恋爱”，因为他心中，有“比这些更大的乐趣”。但一年多前，他与曾经同在山区服务多年的女志愿者结婚，而妻子已经到了渴望安定生活的年纪，她对未来并无太多物质的需求，但担心卢的理想主义会受他人利用，希望他能离开板烈，并帮他在杭州一个手机企业找了一份正常工作。卢不愿意去那个手机企业，又不忍违拗妻子，只能选择离开。而他的签证即将到期，如果结束支教又没有新工作，他也会同时失去留在中国的合法身份。

他说他的处境，就跟他和孩子们一起创作和拍摄的电视剧《心镜》中的主角容承一样。容承的意思，大约便是“容忍和承受”。这个主人公没有任何超能力，他的能力就在于能够接受一切的压力、攻击、羞辱、困境，没有所求，没有目的，他的心灵干净到无法被敌人持有的“心镜”识破，无法被反射和看穿，也无法被击倒。他的力量，不来自于征服，而来自于承受。

卢安克不愿意离开，他说一想起要走，他的心“象死去一样可怕”，但他依然决定接受将要到来的命运和家庭的责任。他曾经说过：人更大的能力是“有能力却不使用。”但此时，他也不得不因此而承受痛苦。他问柴静，“我该怎么办？”

二．“不，他们需要真”

在小罗家，小罗兴冲冲地要给我们做晚饭。剥扁豆，淘米、摘小西红柿……各种忙碌。

“能烧给我们这么多人吃？”“没问题。”

电饭煲的旋钮已经生锈了，他用一把大钳子咬着开关拧开，把米倒入。炒菜时也很老道，炒、翻、转、拌、挑，一点不拖泥，反手动作也极为熟练，柴静问他谁教的，他说烧着烧着自然就会了，火光照过来，手背上却俨然有一尺长的红色烫疤。

因为在拍摄，摄制人员一口都没吃，小罗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，端着饭要递给我们，我们不吃，他也不吃，完全是做主人的心态，操心命。我们开始不好意思，硬要劝他吃，卢安克说不用劝，这是孩子待客的习惯和心意。结束拍摄后，因为他只做了一碗扁豆炒小西红柿，量根本不够，我们便转去另一个老乡家吃饭。事后我有点后悔，问卢安克，孩子忙了半天，我是不是应该象征性地吃一口，并且夸赞小罗两句？我说，“我小时候要是做菜，每个人都必须说好”。卢安克说“他应该不会在意的”。我说“孩子们不是都需要夸吗？”，他淡淡说，“不，他们需要真。”

他的眼里有让人失语的蓝，让我看到自己出于善意而生的“伪”，我觉得他的眼睛就像是一面“心镜”。

他比谁都更了解这些留守的儿童，了解他们内心的孤独和敏感，了解他们不需要成人世界的应酬和客套。就像他在《农村支教指南》里写的：他们最需要的就是看到，“有一个人，他在作为真实的自己。在陪伴着我的时候，他忘掉了所有的想法，仅仅保留着真实的自己。”

三．“思考带来痛苦，行动才有用”

采访时，我们把班上一个平时威风八面，呼来闯去的一个“老大”弄哭了。因为问他一些简单的问题，他过于紧张，回答不出，然后突然就肚子痛，满头冒汗，眼里全是泪。卢安克说，是因为这个孩子真的在“思考”，真的希望回答我们的问题，真的“在乎”，所以压力太大。回到宿舍，卢说孩子们都在讨论要怎么折腾我们，比如让我们去爬后面的大山，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很累，而他们觉得“思考很累”，我们让他们“累死”，他们也想让我们“累死”。

他说，在农村，人的身体需要劳动，需要行动，而在行动的同时去思考对野惯了的山里孩子来说是很难受的，所以不如让他们通过行动来完成任务，先行动，后感受，再理解。从行为到思维，再从思维到行为。只有拥有“感受”，才能从内心深处理解。

临走前的一天，编导蚂蚁和摄像纪可成扛着机器，走了来回整整三个小时的山路，跟“老大”一起，翻山越岭，淋雨、晒太阳，捉鱼，一直到日落西山。也许，只有走过一座山，才能了解山；只有陪一个人走过漫长的路，才能走进一个人的心里。

卢安克说，不管是成人，还是孩子，真正的教育是“自己教育自己”，“知道”和“体会到”是两码事。

他说，许多志愿者来了，总是喜欢让孩子宣泄内心痛苦，让他们意识到城乡的差别，让他们盼望去大城市，渴望脱离农村，为了这个目标再去努力学习，他们还喜欢把城里的一套拿到农村来，搞竞争，搞比赛，弄得农村的老师“恨不得心脏病都出来了”。一定要让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现状感到不满。但改变不了其实反而成为痛苦。

柴静：但有人会觉得说，如果为了孩子更有出息，让他们痛苦一点，意识到自己对现实的不满，也许也是必然要经过的一个阶段，不是吗？

卢安克：那去了城市也可能会痛苦。

柴静：他们会问你，难道你的主张就是什么都不做吗？不鼓励他们拿外界跟自己的生活做比较，也不鼓励他们？

卢安克：我觉得还是如果他们能学会创建自己的东西，他们到城市的时候，也不用觉得别人那么有钱，我没有，我被抛弃。他可以自己创建，他不需要逃。

卢安克说，他们从小没有家长，没有家，所以更需要一个权威，创作可以成为他们的权威，可以给他们归属。

四．“急急不成事”

对孩子的群体采访在谷堆上进行，孩子们几乎没有一刻安静得下来，永远在欢腾地打来打去，男生都七横八歪靠在卢安克身边，女生一近前就大喊“男女授受不亲”。女生们则坐在另侧，在麦堆里挑拣麦秆，把表皮剥开，露出里面嫩嫩的象牙白色的小管子，放在嘴边做成小哨子，一吐气就能吹出呜呜的声音，她们做了几个，送给柴静，看谁吹得更响。

“创作就是玩，玩就是创作”。卢安克跟孩子们拍的剧几乎算不上一个电视剧，主角容承的扮演者更换了十几次，由学生自告奋勇，大家投票，轮番扮演，演的过程中孩子们也是打打闹闹，完全谈不上表演，只是把属于自己的台词说出来，经常卡壳，经常笑场，但就是这个剧刻成的光碟，被孩子们视作童年的珍宝。

卢安克说他不需要他们懂得具体台词的含义，人生有很多事是先做了，未来才会明白。此时一个一直很皮、没说过什么正经话的孩子突然脱口而出说，“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急急不成事。”

从卢安克支教的轨迹表象看来，他似乎逐步在往后退。最早他在县初中教主课英语，因为适应不了应试教育，于是离开；之后他教不识字的青年修路、画地图，试图改变他们的生活，但发现他们没有应有的感受力和创造力；再之后，他从小学的孩子教起，教音乐、美术等副课，但孩子长大了，读到初中，还是会有大量孩子辍学打工、消失进茫茫的人海；再之后他完全放弃对结果的设计，放下期待，陪伴孩子，默默做着人之为人的最不显见却最本质的心灵建设。

我们没有去刻意搜集或列举卢安克给学生带来的实在的改变，因为人的心灵只有在未来漫长的人生中才能逐渐显出力量。我们只是在我们采访中接触到的几个孩子身上体察到细微的痕迹，比如他们眼里的光芒，比如他们对未来的想像。

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学生有期待、愿望或者“他们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人”这种想法，我们这种想法就会像一面隔墙一样站在我们和学生的之间。只要我们放弃对“什么是好的”这种想法，我们就会发现：什么都行，学生什么都能做到。那是因为放弃之后，我们就无偏见地去观察，而通过观察，我们能找到最符合他们的角度。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——卢安克《农村支教指南》

跟卢安克一起创作电视剧的潘老师，作为国家财政特招的特岗老师定点在乡村当老师，三年后，他本可以选择离开，但在跟卢安克一起工作后，他说他会留下来，因为这里有“创作的自由”。

柴静问他说，“可是在外人看来，会觉得说这样的创作又不被外界的人看到，只有几个小孩子，拿着光碟在寂寞的大山里放，那它对你来说能有那么大的含意吗，有那么重要吗？”潘老师回答说，“里面有一种别人看不到的东西”。

五．“没有期待的日子”

一个曾经申请过《静观英伦》实习生的留学德国赵赫同学前段时间给我写信，写到一个白发苍苍的德国教授的故事。

“他曾在上海参与创建了一家生物学研究所，他的学生都叫他“老爷爷”。在他和一些中国教授一起为研究所确定发展目标的时候，中国教授们提出了这样的观点：“努力成为世界前十名的XX领域的研究所。”‘老爷爷’在演讲时说的很有意思，他说我非常不赞同这个说法，因为我们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这个领域的研究所，哪里来的前十之说。这是他的一个玩笑。他说，我的观点是，让我们的研究所成为"A place where science is driven by curiosity.”（科学被好奇心驱动之地）

而这正是我前段时间自我剖析时思考的问题——我和身边的许多同学努力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和别人的比较。我们看到对手努力了，就会紧张起来，也要加紧努力。我们看到自己的排名下降了，意识到要更加用功，只有赢了，才更有自信。我们无时无刻有意无意的生活在比较之中，我们必须得通过比较来体现优秀。我们那么关注奥运会的奖牌榜，关注是不是有诺贝尔奖，清华北大的办学目标之一，就是“努力跻身世界一流大学”。这没有错，但也有可能，我们会忘掉自己最原始的欲望是什么，或者说，我们的欲望慢慢变成了——“让别人夸我们好”。

相比之下，“为了好奇心”的朴素理想让人更加感动。 “生命中真正的乐趣，是当你沉潜于某一事物，完全忘我的刹那。”这是柴老师的博文“给老李的信”中的话。它触及的是人内心中最为单纯的欲望⋯⋯就像童年时的我们，总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单纯的好奇，觉得生活中处处都是新鲜和美好。

很久前，卢安克把自己的博客改名为了“没有期待的日子”，他说，“别人佩服我的地方在实际上就是我的无能。我无能争取利益，无能做判断，无能去策划目的，无能去要求别人，无法建立期待。也许我老婆以为那是超能，而这个误会就造成了我现在被驱逐出境的结果。还可以用另一种表达：人类大部分的苦都是因为期待的存在。其实，在人生中不存在任何必须的事情，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。没有任何期待和面子的人生是最美好和自由的，因为这样，人才能听到自己的心。”

采访中，坐在山腰中的石头平台上，突然下了一场暴雨，还好有一把巨大的遮阳伞，临时可以避一避，中间雨忽停忽落，有时大如黄豆，有时细如羊毛。太阳一会儿又出来一下，晒一晒，再下一会，柴静和卢安克就坐在细雨里，继续聊，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，谁都不想喊停。

临走时，我和他握手道别，我说，“希望一切问题，都能随着时间，迎刃而解⋯”，他回答说，“人生中的所有问题都不会白白碰到⋯⋯”

结束采访后几周，柴静收到卢安克的邮件，说他的中国签证已失效，现在只能独自前往越南。他和妻子的分歧还未解决，象他自己说的，“也许过几年才能知道，我能从中得到什么”

这期节目的题目叫《告别卢安克》，写这个随记的时候，想了又想，还是不愿写那个词，于是自作主张地改了一个字，算是心里的一个愿吧，希望这次别离，不是真正的告别，是暂别。

2011年02月24日

一

我和卢安克坐在草地上，七八个小孩子滚在他怀里，常不常地打来打去。

我本能地拉住那孩子的手“不要这样”

“为什么不要这样？”

我就差说“阿姨不喜欢这样了”，绷住这句话，我试图劝他们“他会疼，会难受”

“他才不会”他们嘎嘎地笑，那个被打的小孩也乐。

卢安克坐在小孩当中，不作声，微笑地看着我无可奈何的样子。

我后来问他“我会忍不住想制止他们，甚至想要去说他们，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，可是你不这么做？”

“我知道他们身上以前发生的事情，还有他们不同的特点，都可以理解。”

“但是理解够吗？”

“如果已经理解，然后再去给他们说一句话，跟反感的一句话是不一样的。”

我哑口无言。

二

我采访姐弟俩。

弟弟卖力地劈柴，大家都觉得这镜头很动人，过一会儿火暗下来了，摄像机拍不清楚了，就停下来，说再添点柴。再过了一会儿，我让弟弟带我去他的菜地看看，他拒绝了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我有点意外。

“你自己去”，他看都不看我。

我纳闷了一晚上。

卢安克第二天说给我听“那时候正烧火，你说你冷了，他很认真的，他一定要把那个木柴劈开来给你取暖，后来他发现，你是有目的的，你想采访有一个好的气氛，有做事情的镜头，有火的光，有等等的这样的目的，他发现的时候，他就觉得你没有百分之百地把自己交给他，他就不愿意接受你，而你要他带你去菜地看，他不愿意。”

我当时连害躁的感觉都顾不上有，只觉得头脑里有一个硬东西轰一下碎了。

“目的是好的，但是是空的。”他说。

“空的？”

“空的，做不了的，如果是有了目的，故意去做什么了，没有用的，没有效果，那是假的。

“你是说这样影响不到别人？”我下意识地喃喃自语。

“这个很奇怪，我以前也没想过，想影响别人，反而影响不到。因为他们会感觉到这是为了影响他们，他们才不接受了。”

三

孩子在火边俯耳跟他说悄悄话。

“你肯定在说怎么考验我们”我猜。

卢安克对他笑“不行，他们城里人会不喜欢”。

我隐约听见一点“是要拉我们去玩泥巴？”

他转头问我“你喜欢土吗？”

“当然了”。我认为我喜欢，在我对我自己的想象里，我还认为自己喜欢在下着大雨的时候滚在野外的泥巴里呢。

采访结束之后，是傍晚六点多，天已经擦黑了，山里很冷。

卢安克忽然站住了，温和地问我“我们现在去，你去吗？”

“现在？”我愣住了。

我没想到我自己头脑中的第一反应是“我只带了一条牛仔裤”。

就这一个念头，一切已经逝去。

我根本不敢再回答我想去，那是做作，再非要努着去，弄得满身泥，甚至雀跃欢呼……只会是个丑陋的场面。

四

“当时发生什么了？”

“我记不起来了”

“那个时候你怎么想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该怎么说”。

他沉静地看着我，他在采访中有很多次说这两句话了。

一开始，我看着他，脑子里几乎有个嗡嗡的尖叫的声音“这个采访失败了，马上就要失败了”

之前曾经有同行，几乎是以命相胁地采访了他，但完全没有办法编成片子，就是因为媒体的常规经验，在他面前是行不通的。他不是要为难谁，他只回答真问题——真正因为未知和交谈而生发的问题，而不是你已经在他书里看过的，想好编辑方案的，预知他会怎么回答，预知领导会在哪个地方点头，观众会在哪个地方掉眼泪的问题。

我放弃了。

我不带指望地坐在那儿，手里的提纲已经揉成了一团，这些年采访各种人物，熟极而流的职业经验，几乎土崩瓦解。

然后我发现我在跟他讲那个我小学的时候，近视后因为恐惧而把视力表背会的故事，是鬼使神差说出来的。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会说这个，我甚至早就忘了这个事，但我现在把它说出来了，而且说了这么长一段。我以前约束过自己，绝不在电视采访时带入个人感受——这是我的禁忌。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画着黑色惊叹号的禁忌也一起在尖叫中粉碎了。

我看节目的时候，发现我自己讲的时候目光向下，很羞涩，就象我八岁的时候一样。

五

然后我才知道，他说他不记得了，是真的不记得了。

“以前我的思考都在头脑里发生，我想到了，但我做不到。现在我不思考了，只感受，反而做到了我之前想做而做不到的，因为思考变成了生活，变成了行为。”

看他的博客，会清晰地看到他这个变化的过程。

他之前写过《与孩子的天性合作》，写下他的研究和经验。几十万字，现在他已经不再记得写过什么，他也不认为会有什么可借鉴的模式。他说他不再思考，也不再写了，只是感受。我当时看的时候担心他坠入虚无，直到采访时，才知道我头脑中的桩子插得何等之深。

“你认为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？”

“如果自己作为老师，带着一种想像，想像学生该怎么样，总是把他们的样子跟觉得该怎么样比较，是教育上最大的障碍。这样我没办法跟他们建立关系，这个想像就好象一面隔墙在学生和我的之间，所以我不要这个想像”

“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一个很好的老师也会说，我想要一个有创造力的，有想象力的，什么样的学生，他也会有他的一个标准，难道你没有吗？”

“那学生做不到，他会不会放弃呢，会不会怪这个学生？”

“可能会失望。”

“我以前考虑过很多方法，最后放弃了，方法都没有用，唯一有用的是老师的心态，老师心态最受影响的就是那种学生该怎么样的想像，他总是想着这个，他没办法进入适合学生的心态，没办法真正去看学生是怎么样子的，如果很开放地看得到，没有什么想像，很自然地就会有反应，适合学生的反应，而这种反应学生很喜欢，很容易接受。”

所以他才说，他没有任何可写的了，他曾经在博客里以巨大的篇幅批评和反对过标准化教育，反对整齐划一的校园，反对“让人的心死去”的教育理念，他跟现实世界里的问题较着劲，现在他说他放弃了要改变什么的想法。我刚一听的时候也一惊。

他说“如果想改变中国的现状，然后带着这个目的做我做的事情，那我不用做了。幸好我不是这样的，我不想改变，我没有这个压力。”

我愣了好一会儿，才接着往下问“如果不是为了改变，那我们做什么？”

“当然会发生改变，改变自会发生，但这不是我的目的，也不是我的责任，也不是压在我的肩膀上的。”

“改变不是目的？”

“它压着太重了，也做不到”他说“但你不这么想的时候，它会自已发生”。

有人跟我形容过听他说话的感觉——你以为是禅悟式的玄妙，其实背后是严整的逻辑体系，是一步步推导认识的结果。

“你原来也有过那种着急的要改变的状态，怎么就变了，就不那样了？”

“慢慢理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，理解了就觉得当然是这样了。”

“你对现实完全没有愤怒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知道还会有一种危险是，当我们彻底地理解了现实的合理性，很多人就放弃了。”这是我的困惑。

“那可能还是因为想到自己要改变，所以没办法了，碰到障碍了，就放弃了。我也改变不了，但也不用改变，它还是会变。”

“那我们做什么呢？”

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。”

六

“你想要爱情吗？”我问他。

他四十一岁了，他在广西的农村从青年变成了成年人，他没有家，没有房子，没有孩子，光着脚穿着球鞋，因为那里买不到一双45码的袜子。

“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，没经历过。”

我当时的反应，是心里一紧。

但他接下去说“我在电视上看过，觉得很奇怪。”

“奇怪？”

“电视上看那种爱情故事，根据什么感情产生的，我不知道。怎么说？一个人属于我？我想像不出来这种感受。”

他说过，他能够留在中国的原因之一，是他的父母从来不认为孩子属于自己。

我说“可是我就连在你身边这些小男孩的身上，都能看到他们对人本能的一种喜爱或者接近，这好像是天性吧？”

“他们属于我，跟爱情的那种属于我不一样的。一种是能放开的，一种是放不开的。”

“能放开什么？”我还是没听明白。

“学生走了，他们很容易就放开了，没有什么依赖的。但我看电视剧上那种爱情是放不开的，对方想走很痛苦的。”

“你不向往这种依赖和占有？”

“不。”

七

在节目后的留言里，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绪，卢安克给人的，不是感动，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感动，他让你呆坐在夜里，想“我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样的生活？”

今天中午在江苏靖江，饭桌上，大家说到他，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也很触动，但他说“这样的人绝不能多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他看上去有点茫然，喃喃自语“会引起很多的矛盾……他在颠覆。”

这奇怪的话，我是理解的，他指的是越了解卢安克，越会引起人内心的冲突，会让人们对很多固若金汤的常识和价值观产生疑问。

我问过卢安克“你会引起人们的疑问，他们会对原来这个标准，可能不加思考，现在会想这个对还是错，可是很多时候提出问题是危险的？”

“如果怕自由，那就危险，自由是一种站不稳的状态。”

“从哪儿去找到这种能不害怕的力量？”

“我觉得如果只有物质，那只有害怕，如果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事情，就不用害怕了。”

他在片子中下过一个定义，“脑子里没有障碍才是自由”

八

我采访的孩子里有一个最皮的。

我跟任何别的学生说话，他都会跳进来问“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？”

等打算跟他说话的时候，他已经跳走了，或者把别人压在身子底下开始动手了，我采访他的时候，他急得不得了，前摇后晃。

他只有呆在卢安克怀里的时候，才能那么一呆十几分钟，象只小熊一样不动。即使是别人挑衅他，他也能呆住不还手。

“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”卢安克说，但我从来没见过他跟孩子去讲这些道理。

“语言很多时候是假的”他说“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”，他让他们一起拍电视剧，去扮演一个角色，一个最终明白“人的强大不是征服了什么，而是承受了什么”的孩子。|有趣的活法、令生活一亮的事物，关注公众号好报（HAOBAONET）！

他陪着这些孩子长大，现在他们就要离开这所学校了。这些小孩子，一人一句写下他们的歌词组成一首歌，“我孤独站在，这冰冷的窗外……”“好汉不需要面子……”大家在钢琴上乱弹个旋律，然后卢安克记下来，他说，创造本来就是乱来。

这个最皮的孩子忽然说“要不要听我的？”他说出的歌词让我大吃一惊，我捉住他胳膊，“你再说一遍”

他说“我们都不完美/但我愿为你作出/不可能的改善”

我问“你为谁写的？”

“他！”他指向卢安克。

因为找不到归属,中国人就会去寻找安慰并说自己缺少安全感。因为无法从自己的感受来出发,也会说自己缺少创造性。虽然他们说想改变这些。但这仅仅是给自己说的一个理想,一种永远不要变成现实的借口。以这个借口,追求去更大的学校,更大的城市,而在更大的地方,就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归属感

在这个找不回归属的时代，人都往大地方，往网络里跑，寻找安慰。面对这所带来的挑战，人都在照搬西方文化的规范程序化的管理。其实我们都已感到自己的心在枯萎。能让我们的心获得活力的方式却不一样，是创建各种有规律的有重复性的生活节奏。节奏还能给我们带来稳定和归属感。

卢安克是德国人，1968年出生在汉堡，是一对双胞胎中的弟弟。中学毕业后做过帆船厂的工人、帆船教练，当过兵，后进汉堡美术学院读工业设计。

他头一次到中国是旅游，后来到南京的东南大学和中国学生一起生活，因想跟中国学生同住，又转往广西的农学院。

他很想留在中国。1997年卢安克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，结果因没办下“就业证”，被公安局罚了3000块钱；1999年他又从德国回到广西，跑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初中老师，因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，家长们有意见，学校把他开除了。

为了能在这些贫困学校免费当老师，卢安克1999年成立了个办事处。“办事处是广西外经贸委批的，教育局管不了我，我去的学校也没有权利聘请外籍老师，不过我有合法从事教育工作的权利，可以做教育实践研究了。”

2001年7月，卢安克把他的办事处搬到了广西东兰县坡拉乡建开村林广屯广拉队，这是一个不通电话、不通公路，村民只会说壮语的偏僻小山村。在这里开始了十年免费义务支教生涯。

2010年5月20日，卢安克在自己的博客主页上宣布关闭博客，并声明：

“我不是本国人，还是去管一些外来人不应该管的事情，使得本国人有些难受。为了不伤害你们的自尊感，我是不应该管留守儿童的事情。但如果我放弃，我的学生又很难过。这种矛盾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：不让外面的人知道，就没有人因为我的行为而难受。”

据2012年10月28日央视播出的《看见》栏目说，卢安克由于家人的反对短暂离开中国，一个月后回到中国继续从事乡村儿童的教育研究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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