卢安克

在村民眼中,他是一个不吃肉、不喝酒,给学生们上课不用课本,也不要报酬的怪人;在孩子们眼中,他是最好的朋友、老师,是可以一起爬树、在泥里打滚的玩伴;在许多人看来,卢安克就像白求恩一样,是能够感动中国的“洋雷锋”,是很多人的偶像;在他自己看来,他与其他人一样普通,只是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……他就是卢安克,一个在中国广西山区义务支教10年的德国志愿者。

山里来了个“洋雷锋”

2001年7月,广西东兰县坡拉村林广屯来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。他在村里以每月10元的价格租了房子开办学校,给当地失学的孩子上课。当时的林广屯不通电话,也不通公路,当地人大多只会讲壮族方言。人们觉得这个外国人真是一个怪人,不好好呆在自己的国家,却跑到中国农村来给学生上课,还不要工资。几天后,村民知道了这个外国怪人名叫卢安克,是德国人,不吃肉、不喝酒、不抽烟、不赌博。当地人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外国人会自愿到山里给孩子们上课,并且不要钱。

在村民眼中,德国怪人卢安克就是洋雷锋,是来帮中国人搞教育的,老人和小孩都亲切地叫他“卢老师”或者“老卢”。

做学生身边的大人

孩子们把卢安克当作最值得信任的玩伴,而卢安克也是最了解山里孩子的人。卢安克和孩子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爬树、挖泥鳅、在泥地里打滚。白天,卢安克与学生一起去放牛,去干农活;晚上,孩子们在看电视剧,而他则在一边翻译他的书。卢安克与孩子们的关系很亲密,不少孩子会爬在卢安克身上介绍:“他是卢安克,我们都叫他老卢,老卢就是我爸爸。”

卢安克还是孩子们最好的老师。“世界上真的有鬼吗”、“男人和女人是怎么回事”,是孩子们问得最多的问题。这些问题如果问家里的大人,孩子可能会被骂一顿,而当孩子向卢安克提出这些问题时,他们会得到一个很真诚的答案。记者问:“关于鬼的问题,你怎么跟学生解释?”卢安克说:“我会告诉他们,我没有见过鬼。有学生说,村里有人看到鬼后就病死了。我就告诉他们,是这个人病了,思想出现了幻觉,才会见到鬼。不是鬼把人害死了,是这个人本来身体就不好才死的。”记者又问:“关于性的话题呢?”卢安克:“中国的大人一般不愿意和孩子谈性的话题。事实上,孩子愿意提出来,表示他已经知道了一些信息。只要大人愿意去了解孩子所知道的东西,孩子就会很满足,也就不会再问下去了。”

对于即将到来的寒假和春节,卢安克依然会像之前的假期一样到学生家里过。他说:“我会每天去一个学生家,与他们生活,轮流做他们身边的大人。”

这辈子已经交给了山里的孩子

最令卢安克感到不安的是,很多女孩子因为看了媒体报道而声称爱上了他。对于“粉丝”的追逐,卢安克说:“她们说要到学校来找我,嫁给我,有的人甚至说要离了婚来嫁给我,这让我很担心。我想是时候告诉大家我已经有未婚妻了。”卢安克的未婚妻也是一名志愿者,她爱山里的孩子,学校的孩子们也很喜欢她。

得知卢安克有了未婚妻后,板烈村村民的心情忽然变得复杂起来———一方面,他们希望卢安克能早点结婚,因为在农村,男人都要结婚;另外一方面,他们又担心卢安克结婚后会离开板烈,离开山里的孩子。

在交谈中,卢安克多次提到自己就是板烈村的一个村民,就算他离开学校,也是暂时的。他说:“这里有我的学生,他们需要我,所以我还会回到板烈的。”这个学期结束后,卢安克计划去广州看看。学生听说后都问他:“那你还会回来吗?”得到卢安克肯定的回答后,孩子们顿时欢呼起来:“卢老师不走!他还会回来!”卢安克说自己已经把这辈子交给了山里的孩子,“我们的命是在一起的,无论怎样我都会回来”。

对话卢安克:我不想感动中国

“我很害怕去感动别人”

在中国山村义务支教10年,躲记者成为卢安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每当有记者来采访,他就会远远地躲到学生家里,等记者走了,再回到学校。他说:“媒体会把我塑造成名人,我只想做好我的事,我不想出名,做名人只会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。”

记者:“你十年来都在躲记者,去年年底为何会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?”

卢安克:“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说过一句话,大体意思是‘如果你隐藏着自己,不敢让别人看到你如何做着自己所喜欢的事,别人就会认为,他们也不能做到。但如果你让他们看见,这就等于允许他们像你一样去做自己喜欢的事,就等于解放了他们的愿望。这不是说让他们做跟你一样的事,而是说让每一个人做最适合自己的、自己所愿意的事’。我被这句话感动了,所以我第一次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。”

记者:“节目一播出,很多人都被你感动了。”

卢安克:“我很害怕去感动别人。2006年,有人推荐我参加感动中国人物评选,我吓坏了,赶紧给评选委员会写信,让他们别选我。我不想感动中国,只能是中国感动我。”

“我很普通,不想做偶像”

记者:“很多人钦佩你,甚至崇拜你。”

卢安克:“那是他们的感觉,我很普通,不想做偶像。很多人是通过媒体报道了解到我的,那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我。一个人认为别人做的事是对的,也是应该去做的,但自己做不到或者不愿去做,他就只好钦佩或者崇拜。”

记者:“也有人认为你的工作可能会改变中国的教育。”

卢安克:“我并不想改变中国的教育,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,我不该干涉。”

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德国人,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做的。

卢安克·第2篇
暂别卢安克
据央视《看见》编导范铭博客

写于2012年,《告别卢安克》制作后。好报略有删节


每次去板烈村都要从北京飞三个半小时到南宁,再坐四个半小时的山路到东兰县,从东兰县再颠簸一个小时,才进到村里。三年了,一样的路线,一样的山色。不一样的是,那个说自己“命在这里,离开就没有命了”的德国志愿者卢安克,写信给柴静说,他很快将不得不离开中国了。

一.“不是征服,而是承受”

见到他时,他穿着超大的篮球跨栏背心,一样消瘦,跟三年前的冬天一样光着脚,一见面,还是基督一般的微笑,被问到“你好吗”的时候,回答“也好,也不好”。见面的最初,谁都没有谈及离开的话题,似乎谁也不忍心问。

我们跟他去一个叫小罗的留守儿童家里家访,曲曲绕绕的山路,深一脚浅一脚,到的时候已经傍晚了。我们在商量先拍室内的纪实还是先采访,卢安克在院子里,对着天边的落霞,第一次对我们的拍摄提出要求:“先拍外面吧,晚霞多美啊。”摄像们当时已经在屋里架好了机器,我们说可以改天再专门找地方拍空镜,他坚持说,“小罗家的这个角度,能看到板烈最好的景色,再不拍,天就要黑了。”

后来的几次采访也是如此,很多场景是他自己选择,比如他希望坐在他给孩子们拍电视剧的半山腰的大石头平台上采访,那里空旷,视野舒展,能俯瞰到板烈小学和周围的梯田与村庄。他也会主动地告诉我们,爬到学校屋顶上能拍到什么,哪个山头的哪片树林后面又能拍到什么,去哪里掏螃蟹,去哪里挖蚯蚓⋯⋯他在这里陪伴留守儿童已经十多年,漫山遍野都是他的步子,一草一木都是他的乐趣,当他一言不发地望着大山发呆时,他仿佛整个人也都沉浸在与这片土地最后的相处中。在接受采访的那几天,他隔断了自己唯一与外界通讯的方式——邮件。他说他想安静地度过这几天,他太紧张了,紧张到都不敢看邮件,怕家人又写信催他回去。

柴静说,这是她见到的卢安克,最“失稳”的一次。

柴静:你已经为留守儿童做了很多了,你可以有机会去过你个人的生活。

卢安克:如果我觉得我欠他们什么,就会这么说,我不是因为觉得欠他们什么,我是喜欢。

柴静:如果按你自己的意愿选择,你希望怎样生活?

卢安克:就喜欢继续留在这里。

他劈着木头生火,柴安静地陪他坐着,两个人都不说话,只有木柴烧裂的咔嚓声和缓缓蔓延开的小火星子,直到卢安克缓缓说,“(离开)是我老婆的选择”。

当年的卢安克“不喝酒、不吃肉、不谈恋爱”,因为他心中,有“比这些更大的乐趣”。但一年多前,他与曾经同在山区服务多年的女志愿者结婚,而妻子已经到了渴望安定生活的年纪,她对未来并无太多物质的需求,但担心卢的理想主义会受他人利用,希望他能离开板烈,并帮他在杭州一个手机企业找了一份正常工作。卢不愿意去那个手机企业,又不忍违拗妻子,只能选择离开。而他的签证即将到期,如果结束支教又没有新工作,他也会同时失去留在中国的合法身份。

他说他的处境,就跟他和孩子们一起创作和拍摄的电视剧《心镜》中的主角容承一样。容承的意思,大约便是“容忍和承受”。这个主人公没有任何超能力,他的能力就在于能够接受一切的压力、攻击、羞辱、困境,没有所求,没有目的,他的心灵干净到无法被敌人持有的“心镜”识破,无法被反射和看穿,也无法被击倒。他的力量,不来自于征服,而来自于承受。

卢安克不愿意离开,他说一想起要走,他的心“象死去一样可怕”,但他依然决定接受将要到来的命运和家庭的责任。他曾经说过:人更大的能力是“有能力却不使用。”但此时,他也不得不因此而承受痛苦。他问柴静,“我该怎么办?”

二.“不,他们需要真”

在小罗家,小罗兴冲冲地要给我们做晚饭。剥扁豆,淘米、摘小西红柿……各种忙碌。

“能烧给我们这么多人吃?”“没问题。”

电饭煲的旋钮已经生锈了,他用一把大钳子咬着开关拧开,把米倒入。炒菜时也很老道,炒、翻、转、拌、挑,一点不拖泥,反手动作也极为熟练,柴静问他谁教的,他说烧着烧着自然就会了,火光照过来,手背上却俨然有一尺长的红色烫疤。

因为在拍摄,摄制人员一口都没吃,小罗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,端着饭要递给我们,我们不吃,他也不吃,完全是做主人的心态,操心命。我们开始不好意思,硬要劝他吃,卢安克说不用劝,这是孩子待客的习惯和心意。结束拍摄后,因为他只做了一碗扁豆炒小西红柿,量根本不够,我们便转去另一个老乡家吃饭。事后我有点后悔,问卢安克,孩子忙了半天,我是不是应该象征性地吃一口,并且夸赞小罗两句?我说,“我小时候要是做菜,每个人都必须说好”。卢安克说“他应该不会在意的”。我说“孩子们不是都需要夸吗?”,他淡淡说,“不,他们需要真。”

他的眼里有让人失语的蓝,让我看到自己出于善意而生的“伪”,我觉得他的眼睛就像是一面“心镜”。

他比谁都更了解这些留守的儿童,了解他们内心的孤独和敏感,了解他们不需要成人世界的应酬和客套。就像他在《农村支教指南》里写的:他们最需要的就是看到,“有一个人,他在作为真实的自己。在陪伴着我的时候,他忘掉了所有的想法,仅仅保留着真实的自己。”

三.“思考带来痛苦,行动才有用”

采访时,我们把班上一个平时威风八面,呼来闯去的一个“老大”弄哭了。因为问他一些简单的问题,他过于紧张,回答不出,然后突然就肚子痛,满头冒汗,眼里全是泪。卢安克说,是因为这个孩子真的在“思考”,真的希望回答我们的问题,真的“在乎”,所以压力太大。回到宿舍,卢说孩子们都在讨论要怎么折腾我们,比如让我们去爬后面的大山,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很累,而他们觉得“思考很累”,我们让他们“累死”,他们也想让我们“累死”。

他说,在农村,人的身体需要劳动,需要行动,而在行动的同时去思考对野惯了的山里孩子来说是很难受的,所以不如让他们通过行动来完成任务,先行动,后感受,再理解。从行为到思维,再从思维到行为。只有拥有“感受”,才能从内心深处理解。

临走前的一天,编导蚂蚁和摄像纪可成扛着机器,走了来回整整三个小时的山路,跟“老大”一起,翻山越岭,淋雨、晒太阳,捉鱼,一直到日落西山。也许,只有走过一座山,才能了解山;只有陪一个人走过漫长的路,才能走进一个人的心里。

卢安克说,不管是成人,还是孩子,真正的教育是“自己教育自己”,“知道”和“体会到”是两码事。

他说,许多志愿者来了,总是喜欢让孩子宣泄内心痛苦,让他们意识到城乡的差别,让他们盼望去大城市,渴望脱离农村,为了这个目标再去努力学习,他们还喜欢把城里的一套拿到农村来,搞竞争,搞比赛,弄得农村的老师“恨不得心脏病都出来了”。一定要让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现状感到不满。但改变不了其实反而成为痛苦。

柴静:但有人会觉得说,如果为了孩子更有出息,让他们痛苦一点,意识到自己对现实的不满,也许也是必然要经过的一个阶段,不是吗?

卢安克:那去了城市也可能会痛苦。

柴静:他们会问你,难道你的主张就是什么都不做吗?不鼓励他们拿外界跟自己的生活做比较,也不鼓励他们?

卢安克:我觉得还是如果他们能学会创建自己的东西,他们到城市的时候,也不用觉得别人那么有钱,我没有,我被抛弃。他可以自己创建,他不需要逃。

卢安克说,他们从小没有家长,没有家,所以更需要一个权威,创作可以成为他们的权威,可以给他们归属。

四.“急急不成事”

对孩子的群体采访在谷堆上进行,孩子们几乎没有一刻安静得下来,永远在欢腾地打来打去,男生都七横八歪靠在卢安克身边,女生一近前就大喊“男女授受不亲”。女生们则坐在另侧,在麦堆里挑拣麦秆,把表皮剥开,露出里面嫩嫩的象牙白色的小管子,放在嘴边做成小哨子,一吐气就能吹出呜呜的声音,她们做了几个,送给柴静,看谁吹得更响。

“创作就是玩,玩就是创作”。卢安克跟孩子们拍的剧几乎算不上一个电视剧,主角容承的扮演者更换了十几次,由学生自告奋勇,大家投票,轮番扮演,演的过程中孩子们也是打打闹闹,完全谈不上表演,只是把属于自己的台词说出来,经常卡壳,经常笑场,但就是这个剧刻成的光碟,被孩子们视作童年的珍宝。

卢安克说他不需要他们懂得具体台词的含义,人生有很多事是先做了,未来才会明白。此时一个一直很皮、没说过什么正经话的孩子突然脱口而出说,“不要急,不要急,急急不成事。”

从卢安克支教的轨迹表象看来,他似乎逐步在往后退。最早他在县初中教主课英语,因为适应不了应试教育,于是离开;之后他教不识字的青年修路、画地图,试图改变他们的生活,但发现他们没有应有的感受力和创造力;再之后,他从小学的孩子教起,教音乐、美术等副课,但孩子长大了,读到初中,还是会有大量孩子辍学打工、消失进茫茫的人海;再之后他完全放弃对结果的设计,放下期待,陪伴孩子,默默做着人之为人的最不显见却最本质的心灵建设。

我们没有去刻意搜集或列举卢安克给学生带来的实在的改变,因为人的心灵只有在未来漫长的人生中才能逐渐显出力量。我们只是在我们采访中接触到的几个孩子身上体察到细微的痕迹,比如他们眼里的光芒,比如他们对未来的想像。

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学生有期待、愿望或者“他们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人”这种想法,我们这种想法就会像一面隔墙一样站在我们和学生的之间。只要我们放弃对“什么是好的”这种想法,我们就会发现:什么都行,学生什么都能做到。那是因为放弃之后,我们就无偏见地去观察,而通过观察,我们能找到最符合他们的角度。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——卢安克《农村支教指南》

跟卢安克一起创作电视剧的潘老师,作为国家财政特招的特岗老师定点在乡村当老师,三年后,他本可以选择离开,但在跟卢安克一起工作后,他说他会留下来,因为这里有“创作的自由”。

柴静问他说,“可是在外人看来,会觉得说这样的创作又不被外界的人看到,只有几个小孩子,拿着光碟在寂寞的大山里放,那它对你来说能有那么大的含意吗,有那么重要吗?”潘老师回答说,“里面有一种别人看不到的东西”。

五.“没有期待的日子”

一个曾经申请过《静观英伦》实习生的留学德国赵赫同学前段时间给我写信,写到一个白发苍苍的德国教授的故事。

“他曾在上海参与创建了一家生物学研究所,他的学生都叫他“老爷爷”。在他和一些中国教授一起为研究所确定发展目标的时候,中国教授们提出了这样的观点:“努力成为世界前十名的XX领域的研究所。”‘老爷爷’在演讲时说的很有意思,他说我非常不赞同这个说法,因为我们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这个领域的研究所,哪里来的前十之说。这是他的一个玩笑。他说,我的观点是,让我们的研究所成为"A place where science is driven by curiosity.”(科学被好奇心驱动之地)

而这正是我前段时间自我剖析时思考的问题——我和身边的许多同学努力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和别人的比较。我们看到对手努力了,就会紧张起来,也要加紧努力。我们看到自己的排名下降了,意识到要更加用功,只有赢了,才更有自信。我们无时无刻有意无意的生活在比较之中,我们必须得通过比较来体现优秀。我们那么关注奥运会的奖牌榜,关注是不是有诺贝尔奖,清华北大的办学目标之一,就是“努力跻身世界一流大学”。这没有错,但也有可能,我们会忘掉自己最原始的欲望是什么,或者说,我们的欲望慢慢变成了——“让别人夸我们好”。

相比之下,“为了好奇心”的朴素理想让人更加感动。生命中真正的乐趣,是当你沉潜于某一事物,完全忘我的刹那。”这是柴老师的博文“给老李的信”中的话。它触及的是人内心中最为单纯的欲望⋯⋯就像童年时的我们,总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单纯的好奇,觉得生活中处处都是新鲜和美好。

很久前,卢安克把自己的博客改名为了“没有期待的日子”,他说,“别人佩服我的地方在实际上就是我的无能。我无能争取利益,无能做判断,无能去策划目的,无能去要求别人,无法建立期待。也许我老婆以为那是超能,而这个误会就造成了我现在被驱逐出境的结果。还可以用另一种表达:人类大部分的苦都是因为期待的存在。其实,在人生中不存在任何必须的事情,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。没有任何期待和面子的人生是最美好和自由的,因为这样,人才能听到自己的心。

采访中,坐在山腰中的石头平台上,突然下了一场暴雨,还好有一把巨大的遮阳伞,临时可以避一避,中间雨忽停忽落,有时大如黄豆,有时细如羊毛。太阳一会儿又出来一下,晒一晒,再下一会,柴静和卢安克就坐在细雨里,继续聊,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,谁都不想喊停。

临走时,我和他握手道别,我说,“希望一切问题,都能随着时间,迎刃而解⋯”,他回答说,“人生中的所有问题都不会白白碰到⋯⋯”

结束采访后几周,柴静收到卢安克的邮件,说他的中国签证已失效,现在只能独自前往越南。他和妻子的分歧还未解决,象他自己说的,“也许过几年才能知道,我能从中得到什么”

这期节目的题目叫《告别卢安克》,写这个随记的时候,想了又想,还是不愿写那个词,于是自作主张地改了一个字,算是心里的一个愿吧,希望这次别离,不是真正的告别,是暂别。


卢安克·第3篇

面对卢安克,

我土崩瓦解

据柴静博客

2011年02月24日

我和卢安克坐在草地上,七八个小孩子滚在他怀里,常不常地打来打去。


我本能地拉住那孩子的手“不要这样”

“为什么不要这样?”

我就差说“阿姨不喜欢这样了”,绷住这句话,我试图劝他们“他会疼,会难受”

“他才不会”他们嘎嘎地笑,那个被打的小孩也乐。

卢安克坐在小孩当中,不作声,微笑地看着我无可奈何的样子。

我后来问他“我会忍不住想制止他们,甚至想要去说他们,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,可是你不这么做?”

“我知道他们身上以前发生的事情,还有他们不同的特点,都可以理解。”

“但是理解够吗?”

“如果已经理解,然后再去给他们说一句话,跟反感的一句话是不一样的。”

我哑口无言。

我采访姐弟俩。

弟弟卖力地劈柴,大家都觉得这镜头很动人,过一会儿火暗下来了,摄像机拍不清楚了,就停下来,说再添点柴。再过了一会儿,我让弟弟带我去他的菜地看看,他拒绝了。

“为什么呢?”我有点意外。

“你自己去”,他看都不看我。

我纳闷了一晚上。

卢安克第二天说给我听“那时候正烧火,你说你冷了,他很认真的,他一定要把那个木柴劈开来给你取暖,后来他发现,你是有目的的,你想采访有一个好的气氛,有做事情的镜头,有火的光,有等等的这样的目的,他发现的时候,他就觉得你没有百分之百地把自己交给他,他就不愿意接受你,而你要他带你去菜地看,他不愿意。”

我当时连害躁的感觉都顾不上有,只觉得头脑里有一个硬东西轰一下碎了。

“目的是好的,但是是空的。”他说。

“空的?

“空的,做不了的,如果是有了目的,故意去做什么了,没有用的,没有效果,那是假的。

“你是说这样影响不到别人?”我下意识地喃喃自语。

“这个很奇怪,我以前也没想过,想影响别人,反而影响不到。因为他们会感觉到这是为了影响他们,他们才不接受了。”

孩子在火边俯耳跟他说悄悄话。

“你肯定在说怎么考验我们”我猜。

卢安克对他笑“不行,他们城里人会不喜欢”。

我隐约听见一点“是要拉我们去玩泥巴?”

他转头问我“你喜欢土吗?”

“当然了”。我认为我喜欢,在我对我自己的想象里,我还认为自己喜欢在下着大雨的时候滚在野外的泥巴里呢。

采访结束之后,是傍晚六点多,天已经擦黑了,山里很冷。

卢安克忽然站住了,温和地问我“我们现在去,你去吗?”

“现在?”我愣住了。

我没想到我自己头脑中的第一反应是“我只带了一条牛仔裤”。

就这一个念头,一切已经逝去。

我根本不敢再回答我想去,那是做作,再非要努着去,弄得满身泥,甚至雀跃欢呼……只会是个丑陋的场面。

“当时发生什么了?”

“我记不起来了”

“那个时候你怎么想的?”

“我不知道该怎么说”。

他沉静地看着我,他在采访中有很多次说这两句话了。

一开始,我看着他,脑子里几乎有个嗡嗡的尖叫的声音“这个采访失败了,马上就要失败了”

之前曾经有同行,几乎是以命相胁地采访了他,但完全没有办法编成片子,就是因为媒体的常规经验,在他面前是行不通的。他不是要为难谁,他只回答真问题——真正因为未知和交谈而生发的问题,而不是你已经在他书里看过的,想好编辑方案的,预知他会怎么回答,预知领导会在哪个地方点头,观众会在哪个地方掉眼泪的问题。

我放弃了。

我不带指望地坐在那儿,手里的提纲已经揉成了一团,这些年采访各种人物,熟极而流的职业经验,几乎土崩瓦解。

然后我发现我在跟他讲那个我小学的时候,近视后因为恐惧而把视力表背会的故事,是鬼使神差说出来的。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会说这个,我甚至早就忘了这个事,但我现在把它说出来了,而且说了这么长一段。我以前约束过自己,绝不在电视采访时带入个人感受——这是我的禁忌。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,这个画着黑色惊叹号的禁忌也一起在尖叫中粉碎了。

我看节目的时候,发现我自己讲的时候目光向下,很羞涩,就象我八岁的时候一样。

然后我才知道,他说他不记得了,是真的不记得了。

“以前我的思考都在头脑里发生,我想到了,但我做不到。现在我不思考了,只感受,反而做到了我之前想做而做不到的,因为思考变成了生活,变成了行为。”

看他的博客,会清晰地看到他这个变化的过程。

他之前写过《与孩子的天性合作》,写下他的研究和经验。几十万字,现在他已经不再记得写过什么,他也不认为会有什么可借鉴的模式。他说他不再思考,也不再写了,只是感受。我当时看的时候担心他坠入虚无,直到采访时,才知道我头脑中的桩子插得何等之深。

“你认为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?”

“如果自己作为老师,带着一种想像,想像学生该怎么样,总是把他们的样子跟觉得该怎么样比较,是教育上最大的障碍。这样我没办法跟他们建立关系,这个想像就好象一面隔墙在学生和我的之间,所以我不要这个想像”

“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一个很好的老师也会说,我想要一个有创造力的,有想象力的,什么样的学生,他也会有他的一个标准,难道你没有吗?”

“那学生做不到,他会不会放弃呢,会不会怪这个学生?”

“可能会失望。”

“我以前考虑过很多方法,最后放弃了,方法都没有用,唯一有用的是老师的心态,老师心态最受影响的就是那种学生该怎么样的想像,他总是想着这个,他没办法进入适合学生的心态,没办法真正去看学生是怎么样子的,如果很开放地看得到,没有什么想像,很自然地就会有反应,适合学生的反应,而这种反应学生很喜欢,很容易接受。”

所以他才说,他没有任何可写的了,他曾经在博客里以巨大的篇幅批评和反对过标准化教育,反对整齐划一的校园,反对“让人的心死去”的教育理念,他跟现实世界里的问题较着劲,现在他说他放弃了要改变什么的想法。我刚一听的时候也一惊。

他说“如果想改变中国的现状,然后带着这个目的做我做的事情,那我不用做了。幸好我不是这样的,我不想改变,我没有这个压力。”

我愣了好一会儿,才接着往下问“如果不是为了改变,那我们做什么?”

“当然会发生改变,改变自会发生,但这不是我的目的,也不是我的责任,也不是压在我的肩膀上的。”

“改变不是目的?”

“它压着太重了,也做不到”他说“但你不这么想的时候,它会自已发生”。

有人跟我形容过听他说话的感觉——你以为是禅悟式的玄妙,其实背后是严整的逻辑体系,是一步步推导认识的结果。

“你原来也有过那种着急的要改变的状态,怎么就变了,就不那样了?”

“慢慢理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,理解了就觉得当然是这样了。”

“你对现实完全没有愤怒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知道还会有一种危险是,当我们彻底地理解了现实的合理性,很多人就放弃了。”这是我的困惑。

“那可能还是因为想到自己要改变,所以没办法了,碰到障碍了,就放弃了。我也改变不了,但也不用改变,它还是会变。”

“那我们做什么呢?”

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。”

“你想要爱情吗?”我问他。

他四十一岁了,他在广西的农村从青年变成了成年人,他没有家,没有房子,没有孩子,光着脚穿着球鞋,因为那里买不到一双45码的袜子。

“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,没经历过。”

我当时的反应,是心里一紧。

但他接下去说“我在电视上看过,觉得很奇怪。”

“奇怪?”

“电视上看那种爱情故事,根据什么感情产生的,我不知道。怎么说?一个人属于我?我想像不出来这种感受。”

他说过,他能够留在中国的原因之一,是他的父母从来不认为孩子属于自己。

我说“可是我就连在你身边这些小男孩的身上,都能看到他们对人本能的一种喜爱或者接近,这好像是天性吧?”

“他们属于我,跟爱情的那种属于我不一样的。一种是能放开的,一种是放不开的。”

“能放开什么?”我还是没听明白。

“学生走了,他们很容易就放开了,没有什么依赖的。但我看电视剧上那种爱情是放不开的,对方想走很痛苦的。”

“你不向往这种依赖和占有?”

“不。”

在节目后的留言里,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绪,卢安克给人的,不是感动,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感动,他让你呆坐在夜里,想“我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样的生活?”

今天中午在江苏靖江,饭桌上,大家说到他,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也很触动,但他说“这样的人绝不能多”

“为什么?”

他看上去有点茫然,喃喃自语“会引起很多的矛盾……他在颠覆。”

这奇怪的话,我是理解的,他指的是越了解卢安克,越会引起人内心的冲突,会让人们对很多固若金汤的常识和价值观产生疑问。

我问过卢安克“你会引起人们的疑问,他们会对原来这个标准,可能不加思考,现在会想这个对还是错,可是很多时候提出问题是危险的?”

“如果怕自由,那就危险,自由是一种站不稳的状态。”

“从哪儿去找到这种能不害怕的力量?”

“我觉得如果只有物质,那只有害怕,如果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事情,就不用害怕了。”

他在片子中下过一个定义,“脑子里没有障碍才是自由”

我采访的孩子里有一个最皮的。

我跟任何别的学生说话,他都会跳进来问“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?”

等打算跟他说话的时候,他已经跳走了,或者把别人压在身子底下开始动手了,我采访他的时候,他急得不得了,前摇后晃。

他只有呆在卢安克怀里的时候,才能那么一呆十几分钟,象只小熊一样不动。即使是别人挑衅他,他也能呆住不还手。

“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”卢安克说,但我从来没见过他跟孩子去讲这些道理。

“语言很多时候是假的”他说“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”,他让他们一起拍电视剧,去扮演一个角色,一个最终明白“人的强大不是征服了什么,而是承受了什么”的孩子。|有趣的活法、令生活一亮的事物,关注公众号好报(HAOBAONET)!

他陪着这些孩子长大,现在他们就要离开这所学校了。这些小孩子,一人一句写下他们的歌词组成一首歌,“我孤独站在,这冰冷的窗外……”“好汉不需要面子……”大家在钢琴上乱弹个旋律,然后卢安克记下来,他说,创造本来就是乱来。

这个最皮的孩子忽然说“要不要听我的?”他说出的歌词让我大吃一惊,我捉住他胳膊,“你再说一遍”

他说“我们都不完美/但我愿为你作出/不可能的改善”

我问“你为谁写的?”

“他!”他指向卢安克。

卢安克关于教育的核心词汇是“归属”,下面是卢安克#关于归属#的两条微博

因为找不到归属,中国人就会去寻找安慰并说自己缺少安全感。因为无法从自己的感受来出发,也会说自己缺少创造性。虽然他们说想改变这些。但这仅仅是给自己说的一个理想,一种永远不要变成现实的借口。以这个借口,追求去更大的学校,更大的城市,而在更大的地方,就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归属感

在这个找不回归属的时代,人都往大地方,往网络里跑,寻找安慰。面对这所带来的挑战,人都在照搬西方文化的规范程序化的管理。其实我们都已感到自己的心在枯萎。能让我们的心获得活力的方式却不一样,是创建各种有规律的有重复性的生活节奏。节奏还能给我们带来稳定和归属感。

最后补充点背景:卢安克是谁,干过什么

卢安克是德国人,1968年出生在汉堡,是一对双胞胎中的弟弟。中学毕业后做过帆船厂的工人、帆船教练,当过兵,后进汉堡美术学院读工业设计。

他头一次到中国是旅游,后来到南京的东南大学和中国学生一起生活,因想跟中国学生同住,又转往广西的农学院。

他很想留在中国。1997年卢安克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,结果因没办下“就业证”,被公安局罚了3000块钱;1999年他又从德国回到广西,跑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初中老师,因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,家长们有意见,学校把他开除了。

为了能在这些贫困学校免费当老师,卢安克1999年成立了个办事处。“办事处是广西外经贸委批的,教育局管不了我,我去的学校也没有权利聘请外籍老师,不过我有合法从事教育工作的权利,可以做教育实践研究了。”

2001年7月,卢安克把他的办事处搬到了广西东兰县坡拉乡建开村林广屯广拉队,这是一个不通电话、不通公路,村民只会说壮语的偏僻小山村。在这里开始了十年免费义务支教生涯。

2010年5月20日,卢安克在自己的博客主页上宣布关闭博客,并声明:

“我不是本国人,还是去管一些外来人不应该管的事情,使得本国人有些难受。为了不伤害你们的自尊感,我是不应该管留守儿童的事情。但如果我放弃,我的学生又很难过。这种矛盾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:不让外面的人知道,就没有人因为我的行为而难受。”

据2012年10月28日央视播出的《看见》栏目说,卢安克由于家人的反对短暂离开中国,一个月后回到中国继续从事乡村儿童的教育研究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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